本文系统梳理古籍流传方式的三大变革：简策时代受限于竹简笨重，书籍多以单篇形式流传，导致文献散佚严重；纸张普及后，轻便特性促成了以集为单位的文集流传模式，内容更集中且校勘精良；雕版印刷盛行则实现书籍批量商品化，在提升传播力的同时，也催生了版本学与校勘学以应对新挑战。
古籍的流传形式随载体与技术的革新发生根本性变化：简策时代受限于竹简重量与体积，文献以单篇为单位流传；纸张普及后，书写工具的改进使集的形式成为主流；雕版印刷术的盛行则推动古籍进入批量复制与商品流通的新纪元。
出土秦汉竹简显示，单枚竹简仅容30-40字。以五万字书籍为例，需上万枚竹简，体积与重量惊人。这导致文献必然以单篇形式流传，如司马迁《史记》提及管仲《牧民》《山高》及韩非《孤愤》《五蠹》等皆属单篇，而非完整文集。
此种流传方式带来显著弊端：首先，读者获取的篇章数量参差不齐；其次，整部文献易因单篇散失而残缺。班固《汉书艺文志》即记载《史记》成书不久便十篇有录无书，印证了单篇流传的脆弱性。
魏晋时期纸张广泛应用，其揽之则舒，舍之则卷（傅咸《纸赋》）的轻便特性彻底改变书籍形态。古籍开始以多篇汇聚的集形式传播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指出，别集体例成熟于齐梁时期，如张融《玉海集》、江淹分前/后集、梁武帝按文体分类诗集文集等。
文集流传的优势显著：作者著述得以集中保存，便于学派研究；通常由作者亲眷或门生编订，内容可靠性高；因抄写不易，书籍备受珍视，世家递藏与精校传统造就众多善本。
唐代以降，雕版印刷术的普及使书籍批量生产成为可能，并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流通。这一变革带来三重影响：知识获取门槛大幅降低；版面讹误随复制量增加而扩散；书商逐利导致粗制滥造现象频现。
针对新挑战，版本学应运而生以鉴别优劣刻本；同时校勘学蓬勃发展，致力于修正文本讹误。两大显学的兴起，正是对印刷时代文献传播特性的学术回应。
纵观古籍流传史，从简策单篇到纸本集成，再到雕版批量印刷，载体革新始终主导着文献传播形态。竹简的笨重催生碎片化传播，纸张轻便性使文集成为文化传承的基石，而雕版技术则通过商品化推动了知识普及与学术体系的完善。这一演变过程深刻印证了载体技术对文明延续的关键作用，亦为版本学、校勘学奠定了学科根基。